音乐与电影是宣传抗战有利武器，为有识之士所重视。1938年6月，由共产党员刘开基领导的“江西省乡村巡回抗战宣传工作团”第三队10多人来吉安，驻扎在乡村师范（今仁山坪），组织抗战剧社，编演文明戏，进行抗日宣传。同年底，莲花抗敌后援会组织在吉安读书的中学生和良坊青年个10余人，成立宣传队，在全县各地大唱抗战歌曲，开展宣传和组织救亡工作。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永新黄岗留守处和中共吉安中心县委等中共党组织，对吉安抗战文化进行了政治领导，对坚持吉安抗战文化的正确方向起了重大作用。同年冬，由音乐家何士德、程##主持的江西省推选音乐教育委员会撤至吉安，该会编辑发行了《音乐教育》月刊，创作了《再牺牲再前进》、《全靠俺自己》等表现民族精神、宣传抗战胜利的歌曲，组织了几场音乐会，掀起了群众性歌咏活动热潮。同年底，江西省民教馆在永叔路天主堂广场举行难民宣尉大会，由该歌咏队演唱抗战歌曲。1939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查音乐教育实际情形，吉安县政府转饬各级小学日填表具报，以示重视学校音乐教育。同年2月，省音教会歌咏队又招收了邱汗萍等12人，壮大歌咏队伍。3月，李伯敏、吉鸣九带领江西青年战地服务团第一大队，和徐立平、徐葆景带领的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政工大队来到吉安新干县，在县城、七琴、三湖等地，采取作报告、写标语、画漫画、教唱歌曲、演街头戏、开座谈会、办识字班、出《抗战文选》等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其中抗战歌曲唱遍了新干。 9月6日 ，《前方日报》发表意诚《歌声在怒吼中》一文，记述了新干县第三区一个比较偏僻的村落举行歌咏晚会的盛况。 1941年1月17日 ，江西省巡回歌咏队在国民党吉安县党部大礼堂召开筹备会议，议决由县党部致函各学校分别组织歌咏队一队（20人以上），集体训练完毕后，再行综合成立歌咏指导机关，负责训练各队干部，培养歌咏队员。同年5月28日，国立十三中学在省运动场（今仁坪山）举行音乐演唱会，公演两幕歌剧《胜利的前奏》等。 11月23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第三总队暨励志社南昌分社，为扩大抗敌宣传，普及音乐教育，在励志社大礼堂举行星期音乐晚会，节目有四部合唱“国歌”、中国提琴独奏“黄水谣”等10分钟。励志社南昌分社和军委会战地服务团第三总队还联合举办了抗战歌咏比赛，评判结果是：男子组第一名彭大卫；女子组第一名周静波；男童组第一名李开鸣；女童组第一名杨果惠；成人团体组第一名国立十三中学，儿童团体组第一名一区中心小学。这次歌咏比赛，不仅反映了吉安抗战歌咏的水平，同时也推动了吉安抗战歌咏的发展。1942年7月，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在新干县石口村等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团长姚显微（名达）教授，团员吴昌达等人不幸落入敌手，为抗战歌咏而献身，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1943年5月，名驰全国的“梅花歌舞剧团”抵达吉安，在新声大剧院演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年12月，湘鄂赣边区袁水分区抗日挺进第一师，经常深入峡江水东、仁和乡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其中包括歌咏活动。吉安文艺界爱国人士还积极参加抗战募捐活动，如为“儿童号”、“记者号”、“特教号”、“政工号”、“剧人号”等飞机募捐演出。在音乐评论方面，吉安文艺工作者发表了许多见解。 1939年8月3日 ，田汉在《前方日报》发表《吊乐人》诗，悼念 1938年12月4日 在桂林牺牲的音乐家张曙，诗中写道：“我们要用无数的聂耳，回答敌人的欺凌。”同年8月28日，《前方日报》发表丰润泉《谈谈当前歌咏》一文，认为“在抗战期中歌咏便形成了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并且还发挥了它伟大的力量和效能，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慰劳伤兵歌、中华民族不会亡、挖战壕歌等，便代替了以前的‘毛毛雨’、‘桃花江’之类的流行，鼓舞大众的抗战情绪……”，“我们希望做歌咏宣传工作的朋友，要广泛、要深入，使穷乡僻壤都有着我们歌声飘扬，并且更抓取现实的题材，随时选择或编适合于农民群众口昧的山歌、童谣、对口曲之类的歌，教他们大家唱……。”1940年4月25、26日，《前方日报》发表丁华《听音教会演奏后一站在门外汉的立场提供几点热切的希望》一文，文章对新音乐运动提出了四点看法和希望：(一)是认为《打铁歌》等，表明了中国新音乐运动的“民众化”和“中国化”路线的正确。(二)是认为音乐的艺术性的提高和宣传性的扩大，是一柄利刃的两面，必须严密统一。(三)是音乐界来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汪(精卫)运动。(四)是希望积极的去推动和扶植各音乐团体和民众歌咏队的建立，“这样才能算是把吉安的音乐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同年7月28日，《前方日报》发表丁浪《长沙的歌咏大会》一文，对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抗战二队、八队等团体在长沙举行的歌咏大会进行了介绍和评论。9月8、9日，《前方日报》发表冼星海《习音乐于巴黎的经过》，以飨读者。 1941年1月16日 ，《前方日报》发表范长江《访聂耳之家》，文中指出“聂耳是自由中国的号角，是大众的歌手，他和新哲学 家艾思奇 先生，是云南的两颗明星”。 1943年11月10日 ，《前方日报》发表《关于音乐会》一文，指出音乐有表现感情、感动人、感化人等三种功能。 1944年5月10日 ，《前方日报》发表刘天浪《改造国乐》一文，尊出我们学习西洋音乐只是一种手段，目的还是在创造有民族精神与特性的“国乐”。 1945年1月31日 ，《前方日报》发表荒野《音乐短简》，文章赞美“音乐是慈母，是葡萄酒，也是香槟，它会给你以抚慰，给你以陶醉，也给你以清醒”。“音乐是一种学问，是人类情感的结晶，生活永远是需要它的”。“爱情是鱼，音乐是水，不会用音乐去调节生活的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或者是愚蠢”。认为歌咏有三大功用：(一)可以发泄自己的苦闷、忧郁，减少工作的疲劳；(二)可以培养优美的性格，增强身体的健康；(三)可以鼓励与安慰别人、感动别人。总之，音乐并不是用来消遣的，而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教育的工具、战斗粤武器。同年6月24日，《前方日报》发表肇昌《音乐晚会幕前谈》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的起源和乐理，认为中国音乐可分为两类，“一为器乐，一为声乐，器乐即为管弦乐器，声乐则为唱歌”。无论是玩器乐或声乐，都必须懂得发音的原理和音的表情孽，只有这样“音乐才是有生命的、生动的，才够上艺术的价值”。文章还谈到欣赏音乐的三种类型：知觉的欣赏、感情的欣赏、理智的欣赏等。（高立人）